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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結構性貧困”?云南勐臘縣河邊村，一個只有57戶人家的瑤族山村，曾經可作為典型，人均收入4000元、人均負債5000元，村民們不怕辛苦，卻無力掙脫貧困。中國農業的最高學府為此由教授團隊駐村四年，調研、規劃、實施脫貧路徑，目前該村村民收入倍增，很多農戶的收入達到了6到7萬元。
自然條件優越、原居民不離村;剝離有風險農作物種植、培育長效經濟作物;發展民宿當主人而非員工;授予現代生活理念、既扶智又扶志……這樣的脫貧路徑或可復制。
9月5日，河邊村40多戶客房經營者，收到了新一月的客房費，村里合作社的經理周志學和財務李進會為每家計算收入，確認后發到他們手里。
34歲的盤薩涅，家里的一間小客房，自入夏以來，每個月都有2000多元的收入。開餐廳的、養蜂的村民，也有了他們各自的收獲。5家餐廳收入穩定，5戶養蜂人的蜂蜜，則是客人們青睞的商品。
2019年的9月，云南勐臘縣河邊村的村民們，用他們的方式，感受著這個豐收的季節。不了解這個村子的人們，很難想象，僅僅5年前，這里還是一個深度貧困的村子，村民們困守深山，住著破爛的茅草屋、用腌菜就飯，人均負債比收入還高。
今日的河邊村。受訪者供圖
“連一個富人都沒有的村子”
一個村子，要處在怎樣的境地，才算深度貧困?
2015年前的云南勐臘縣河邊村的情景，或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這個57戶的瑤族小村莊里，多數人家都住在低矮的茅草屋里，沒有窗戶，陽光透過木板之間的縫隙時，屋子里才會有一點兒微弱的光。
全村沒有一家人有像樣的房子。
村里沒有廁所，想上廁所，外面找個草深點兒的地方就解決了。
也沒有廚房，肉和蔬菜很少，多數時候都吃米飯加腌菜。
過去村民家中沒有廚房。受訪者供圖
在村里完成博士論文的高明博士在論文里寫了村里的情況。村民人均收入4000元左右，可人均負債卻達5000元。疾病是他們最大的敵人，而山區落后的醫療條件又加劇了他們的困境。
很多人沒有受過教育，初中畢業就算是“高學歷”，而長期使用瑤族語言的他們，又不會說普通話，很難外出打工。
2015年，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小云在勐臘縣注冊了“小云助貧中心”，在當地招聘了張萍、發新和衡瑞霞三個員工，在加上他的助手和學生們組成了團隊。而當他們到達河邊村時，見到的是異常凋敝的場景，“連一個富人都沒有的村子”，這是李小云常說的話。
深陷“貧困陷阱”的河邊村
2016年，聾啞人盤薩涅的丈夫和兒子先后去世了，留下她和小女兒。博士研究生吳一凡經常和她一起啞語聊天，最了解她的困境。
她們面對的，不僅是失去親人的痛苦，更是一個家庭失去勞動力之后的困境——橡膠沒人割，地也種不動，盤薩涅一個人種點兒玉米，養兩三頭豬，玉米是豬的飼料，豬是她們的經濟來源。
“河邊村的貧困，是結構性貧困”，李小云說。
不是因為這里的人比別處懶，也不是因為自然條件更差，甚至也不是因為年輕人的出走而導致空心化。恰恰相反，因為教育水平、語言交流等問題，村里出去打工的年輕人很少，村民幾乎全都留在村里。
村里普遍教育水平很低，會說普通話的很少，外出打工的也就少。
甘蔗是村里的主要經濟作物，但甘蔗地都在自然保護區內，每年甘蔗成熟時，保護區里的亞洲野象就來“獵獲”。
“亞洲野象愛吃甘蔗，它們記性很好，每到成熟的時候，就回來‘巡視’，它們吃掉的、踩踏的，超過三分之二”，跟著李小云長期在河邊村扶貧的博士生陳邦煉說。
剛剛進駐河邊村的時候，李小云和他的學生們曾經做過一次貧困診斷，“一個扁平的村子，大家收入差不多，負債也差不多”，李小云他們認為，河邊村是一個正在“貧困陷阱”里掙扎的村子，“必須給它一個足以帶來大規模收入的產業，否則他們很難從貧困陷阱里出來”，李小云說。
山里不只有詩意，還有貧窮
自然生態保護區、野生動物、橡膠園、甘蔗地、中藥材、野菜、散養的禽畜……
對城市生活的人們來說，這些詞匯中的每一個，都足以引起他們詩意的情懷，但對河邊村的村民們來說，只有詩意遠遠不夠。
在2015年之前，貧困是他們的生活常態，而疾病則加劇貧困，更是他們的主要債務源之一。
宋海燕老師是帶著兒子長期住村的，她和村民接觸時間長了，逐漸明白了其中的問題，“村民們不敢去大醫院，覺得貴，生病時去私人診所，但小診所往往夸大病情，又不會教她們如何去改善衛生習慣，導致惡性循環，錢花出去了，病沒治好”。
收入難以提升，負債居高不下，教育水平的低下，又讓河邊村的下一代們，繼續陷入貧困。
“整個村子，57戶人家，不可能全都通過政府救濟來保障生活質量，給他們一個足夠提升收入的產業是關鍵”，這是李小云調研之后的想法。
河邊村位于西雙版納自然資源圈中，既是山區，又處在熱帶雨林中，冬暖夏涼，風光優美，同時還是易地搬遷扶貧政策的落地點。
把村民的茅草屋改造成瑤族特色的民居，在民居中嵌入客房，既能改善村民的居住條件，也能接待客人增加收入。在完成了村道硬化之后，李小云和團隊有了第一個項目——“瑤族媽媽客房”。
李小云做的手繪草圖。受訪者供圖
頭一批毛巾全洗壞了
幾十年來住在低矮陰暗茅草屋里的村民們，想象不出高大、明媚的瑤族式建筑是什么樣的，甚至李小云自己設計出效果圖，在投影儀上放給村民看時，村民們也不相信。
一直到第一批瑤族房屋建成并開始經營后，才有更多的村民愿意加入進來。
客人來了，問題也來了。
沒有經歷過現代化生活的村民，很難為客人提供基本服務。從洗毛巾、疊毛巾、選擇菜品、做飯，全都需要李小云和他的團隊們手把手地教。
“有時候真的會抓狂”，陳邦煉說，“比如洗毛巾，新裝的自來水管道，水龍頭打開后，先流出的是黃水，要等一會兒才會變成清水，但他們不覺得黃水有什么問題，就用那個水洗毛巾，結果第一批白色的毛巾，全都洗成黃的了”。
學生們覺得不可想象，但村民卻覺得城里來的學生們太挑剔，因為即便洗黃的毛巾，也比他們以前用的要干凈。
新婚之后的博士生袁軍軍快一年沒有離開村子，他一邊寫論文一邊幫著整理房間、打掃衛生、接待客人……幾乎所有的事務，都需要團隊們一點點教會村民，對于一直遠離現代生活的村名們來說，學會這些并不容易。
村民和大學生：“我們不一樣”
云南多美食，但并不在這個偏遠的山村里。過去的山民們，生活方式更接近刀耕火種原始狀態，在能打獵的時候，打回來獵物，只有燒烤一種方法，調料也只有鹽和辣椒。后來不能打獵了，村民們會養點兒豬、雞等，種少量蔬菜，補充維生素和植物蛋白的，主要是野菜。
民居改造之后，有了客房，也有了餐廳，做什么菜就成了問題。村民們仍舊保持著原來的習慣，從集市上買回肉來，放辣椒和鹽炒成一盤，如果有蔬菜或野菜，就另炒一盤，葷素分明。
每次來客人，助貧團隊中的宋海燕老師，就會為他們寫了菜譜，團隊還定期請外面的老師教他們做菜，做一道，自己先試吃，這樣的工作持續了近一年，十幾道菜品才逐漸成熟，“不會今天太咸、明天又太淡了”。
“那段時間，村里的年輕人學會一首歌叫‘我們不一樣’，總唱給我們，他們覺得，城里人太挑剔，和他們的生活態度完全不同”，陳邦煉說。
不過，村民們也有讓學生們驚奇的本領，“一進山，就發現他們真的厲害，隨身只帶一把刀、一小袋辣椒和鹽，就能在山里過得很好，他們在河里撈魚，采點兒野菜、野果，就是一頓飯，而我們完全幫不上忙”。
城里回來的年輕人，開始學電腦辦公
河邊村很少有外出打工的，但也并非完全沒有，周志學就是其中一位。
2016年12月，在深圳打工的周志學聽說村里要進行改造，于是回村幫家里蓋房子，這一回來，就再沒走，而是選擇加入了村里的合作社。
合作社是董強副教授和宋海燕老師每天跑縣里和鄉里幫助村民成立的，這樣他們可以統一經營，統一管理。李小云教授說：“你不要覺得這個合作社好建，注冊時沒法注冊成旅游合作社，而且涉及特殊行業許可，要不是縣里的‘扶貧書記’崔書記還真搞不成，他來村里的次數太多了，解決了很多的具體問題。”
合作社管理要用電腦，一開始，這很難做到，因為即便最簡單的辦公軟件，也沒人會。
周志學初中畢業，在村里算“高學歷”，在城里打工時，去網吧玩過游戲。但對電腦的認識也僅限于此，不會用任何辦公軟件，甚至打字都費勁。
王安然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畢業的志愿者，他和其他學生開始教他們用電腦，從最簡單的Word、Excel等常用軟件教起。
哪怕是簡單的東西，他們學起來也很困難，如調整字體之類的基礎操作，今天教了明后天就忘，“我們有時候會覺得不可思議，那個標志就那兒，一點就可以了，但就是記不住”，王安然說。
最終，年輕人們還是學會了電腦，周志學還成了合作社的經理，另外一位高中畢業的李進也回到村里，作為村里最高學歷的人，他被安排做財務工作，李小云的學生們教會他怎么開發票、怎么做賬目。
失去丈夫和兒子的盤薩涅，是學習最認真的那個，小女兒上學，家里時常只有她一個人，生活都極其簡單，她仍舊買了冰箱、電視，不是自己用，而是給客房里的客人用。盤薩涅的客房是小間，但收拾得很干凈，助貧團隊和合作社制定的客房的標準，她最先照做，要添什么東西，從來不吝惜投入。
這是一個活著的村莊
從每一棟瑤族建筑的草圖，到客房裝修，再到客房經營，事無巨細，都需要李小云和他的團隊操心，他們自己畫圖，自己從市場上買建材，自己網購裝飾品……
“這個村子，幾乎就是雕花一樣雕出來的”，李小云說。張萍和宋海燕負責客房，李發新負責工程，董強負責資金，在村里各負其責，所有事情都是手把手教村民。
2015年，村民在老房子前合影。受訪者供圖
從2015年到2017年，3年中，李小云和他的團隊每年有八九個月在村里，2018年，村里的客房穩定運營之后，才有所減少，但也超過半年。
“我們不是去指導他們脫貧的，而是和他們生活在一起，一起居住、一起勞動，一起想辦法脫貧”，他說。
和許多鄉村發展旅游業不同，李小云他們并沒有引進任何外部的經營者，盡管有不少企業對河邊村感興趣，希望參與開發，也有更好的管理和服務模式，但李小云和他的團隊都拒絕了。
“那種把農民遷到一邊，在村里開發產業方式，不是我們希望的，這個村子，是村民們的故土，是他們的家，雖然我們干預了很多，幫助了很多，但是我們不能去破壞他原本的自然生活環境，以及下一代、下幾代人，都要生活在這里的”，宋海燕說。
李小云把他在河邊村的扶貧總結為一句話，“政府主導、農民為中心、社會和大學參與”。
農民是助貧的中心，讓農民成為產業的主人，正是李小云他們建立合作社的初衷，不管是村里建成的會議中心，還是村民的餐廳、客房，真正的主人都是農民，管理者也是農民。而李小云他們做的，是培養他們現代的觀念，教會他們如何經營和管理自己的產業。
國際會議在河邊村舉辦。受訪者供圖
李小云還為河邊村的旅游業做了經營模式的規劃，“可以接待國際會議的會議中心、專家公寓歸集體，客房收入90%歸村民，10%是合作社的管理費用”。
“河邊村不是一個空心村，人都基本上留在村里，我們想做的，是一個農民自己有致富能力，可以把收益留在自己手里的產業模式”，李小云說，“我們盡可能保持它原有的狀態，但進了房間，生活又是現代化的。所以這是一個真正鮮活的村莊，老人、成年人、孩子都在這里，也有豬、有雞，在村里能聽到雞鳴聲，可以感受到生活的氣息”。
包容且多元，是理想中的新業態
從2017年4月開始運營，盤薩涅家的客房，每年可以為她帶來1萬多元的收入，同時她還種點兒玉米，養點兒豬和雞，房前屋后，也會種點兒水果蔬菜。
這也是李小云希望看到的，客房是河邊村產業中最重要的一環，但他不希望成為唯一的一環，“如果沒客人怎么辦?”
李小云理想中的產業模式，是一個包容性的、多元的、可以互相支撐的新業態，“比如種植熱帶作物、中藥材、養豬、養雞、養蜂等，這些產業的產品本身就可以給村里的餐廳、客房提供更豐富的商品，對村民來說，收入是可以疊加的，同時也能增強他們抵抗風險的能力”。
董強副教授開始引入中藥材和養蜂，2019年又開始種植花椒。
在新的業態逐漸形成時，傳統作物的比重則逐漸減少，比如甘蔗，在野象的侵襲下很難帶來盈利，而生態補償只有700元每畝，所以逐漸被放棄了。“甘蔗是需要大規模種植的，一般都是村里統一種，只有一兩家種的話，收購商嫌少不來，銷售就是大問題，而且野象侵擾的問題也很難解決，所以村里幾乎沒人種了”，陳邦煉說。
蔬菜、熱帶水果、中藥材成為了新的選擇，河邊村原本種植砂仁，這種藥材幾乎不需要怎么管理，種下去，很多年都能連續采收。村民黃志成今年則改種了黃精，長勢不錯，目前價格還不錯，唯一擔心的是，今年雨多，可能影響收成。
村民們“畢業”了，真能自己立足嗎?
從2018年開始，李小云和他的團隊，就開始逐漸減少對河邊村產業的參與，他希望村里人真正能主導起自己的產業。
“雖然我們做了很多工作，但是這背后的英雄太多了，村子不是我們建的，是村民自己”，李小云說。
2019年1月，李小云召集了一次村民大會，決定把客房產業正式移交給村民。他覺得，在經過4年的產業建立和運營之后，村民們也可以“畢業”了。
比村民更早畢業的，是李小云的學生。在河邊村，已經畢業了好幾個博士和碩士，今年還要畢業3個博士，他們都是李小云的學生，跟著李小云長期駐扎在河邊村，在這里學習，也在這里和村民們一起成長。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李小云。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采訪李小云時，他剛從湖北恩施回京，宋海燕老師也跟著，畢了業的高明也跟著。恩施有一個新的助貧項目，按照河邊村的模式，在當地扶助村民脫貧。
“河邊村的模式，不一定可復制，畢竟河邊村本身具有良好的自然條件，有發展旅游業的天然基礎，而且人員也不缺乏，絕大多數都在村里，沒有出去打工”，但是這一模式在很多類似的地方可以參考。實際上，就在昆明，已經有六個村開始進行類似的規劃，李小云依然會參與其中。
“這些年，我建房子的水平算是登堂入室了”，李小云給記者展示了一張他手繪的恩施項目的會議室草圖，在河邊村，他也這樣，并全程跟進建造，除了具體施工，沒有李小云不做的。客房的經營也是如此，每一個環節，他都參與了設計和運營。
幾年中，河邊村完成了村容整治、廁所革命，一座座干欄式的木樓坐落在河邊村，全村村民收入倍增，很多農戶的收入達到了6到7萬元。宋海燕給記者提供的一份河邊村收入數據顯示，2019年1-7月，河邊村已建成47家客房，客房收入戶均達到9000元，已建成5家餐廳，餐廳平均每戶毛收入達到3.2萬元。截止到2019年8月，河邊村已經接待國內國際高端會議7場(不含小型參觀接待活動、冬夏令營等活動)。合作社自2019年年初成立以來，總收入已經達到80萬。
現在，村民們“畢業”了，以后就要依靠他們自己了。他們的未來會不會變得更好?李小云覺得這需要時間來驗證，“他們學會經營可能還需要很長的時間，那時候再回頭去看，或許會有更多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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