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論體系入手，向人工智能借力
王琦，今年七十過五，國醫大師里的“年輕人”。
他力主行醫不能只看人的病，更要看病的人，把辨體、辨病、辨證結合起來。
他說，中醫要被認可，要靠療效，要靠原創的理論體系。他開創中醫體質學，用體質辨識助醫生治病，幫普通人讀懂自己的身體，進行自我健康管理。
他主張中醫走出去，要以充分的解釋力為前提。為此，他積極接觸現代醫學，與基因學專家合作，尋找基因與體質之間的互通橋梁。
一個中年漢子坐在了王琦的對面。
臉色青黑，但已泛著微微的血色。年前他從江蘇趕來找到王琦時，虛弱得幾乎不能走路。現在，已經能穩穩端起一盆水。
今天，他來復診。
跟診的學生掏出自己的智能手機放到了王琦面前，初診的病歷、藥方，還有服藥之后的效果，在屏幕上一頁頁劃過。一邊看，一邊想，王琦開始寫方。
75歲的王琦，瞧病已經離不開手機。
來找他的患者多，外地又占大頭，初診開了方子，復診來回折騰，路上很受罪。
老爺子想到了手機，不光自己存了很多病人的信息，也讓學生跟患者加微信，一對一追蹤病情，方子如果吃著好，就在當地抓藥繼續吃;非要來復診的，也讓學生提前把病情、藥方、藥效理清，提高看病的效率。
王琦，第二屆國醫大師，江蘇高郵人，是北京中醫藥大學的終身教授。他常常對患有疑難雜癥的病人講，不要著急，我們會幫你想辦法。“這不僅僅是一種安慰，更是中醫的責任。”
“是看病的人，還是看人的病?”
中醫如何被認可?王琦一直在想路子。
首先得講療效。“如果病都治不好，那人家肯定會說中醫不行。”王琦說，“療效就是硬道理、療效就是話語權、療效就是貢獻度。”而要實現愈人之病，在王琦看來，不能只看病，更要看人。
“我們行醫，是看病的人，還是看人的病?現在可能更多的是看人的病，丟掉了病背后的人，這是不行的。”王琦說。從人體的綜合視角入手，他致力于改變中醫的思維方式，采用辨體、辨病、辨證相結合的診療模式進行治療，并倡導“主病主方論”，以此論述62種疑難病的診療。
能治好病就夠了么?王琦覺得未必，中醫要被國內外認可，首先當然基于臨床療效，但這只是“術”的范疇，還要上升到“道”的層面，必須形成自己原創的理論體系。
王琦仍把目光聚焦在人的身上。
在40多年的時間里，他逐步開創中醫體質學，以2萬多例的流行病調查數據為依據，把人的體質分為9種類型，根據不同體質的差異，進行個體化的診療和醫學干預，并將其確立為中醫理論體系中一門獨立的學說，成為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重點學科、教育部批準高校自主設置的目錄外二級學科。
比如，治療過敏，若從過敏源入手，不僅種類繁多，而且難以完全切斷。王琦從人的體質入手，提出“過敏體質”的概念，以此用藥物來改善偏頗體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體質辨識不僅能幫助醫生治病，更能幫助普通人防病，進行自我健康管理。
王琦帶領自己的團隊，編制了評價中醫體質類型的測試工具——中醫體質量表，通過這個量表列出的個人健康量化標準，幫助人們更加準確地了解自己的體質，以及這種體質可能導致的疾病，從而改變生活方式、飲食習慣，實現自主自助式的健康管理。
“告訴老百姓，我是什么體質、我應該怎么管理身體，才能達到少生病的目的，這也是對中醫治未病的一個重要貢獻。”王琦說。
目前，中醫體質辨識法已被納入《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規范》，這是中醫藥首次進入國家公共衛生服務體系。
中醫的理論怎樣才能被國外接受?“中醫要走出去，得有充分的解釋力。”王琦說。為了完善學說的理論體系，王琦積極接觸現代醫學，與基因學專家合作，尋找基因與體質之間的互通橋梁。
“體質之間有什么差異?咱就得從基因說差異，這樣西醫就能接受。我們治病跟他們不同在哪?他們從病的基因入手，我們從人的基因入手。”王琦說。
王琦認為，變，是最大的不變。一次演講，他為臺下的一群基因學專家播放了兩分鐘的曲子《茉莉花》。“《茉莉花》原本是民間傳唱的一首小調。而現在，全世界有各種版本的《茉莉花》。當《茉莉花》變成小提琴曲、鋼琴曲的時候，《茉莉花》沒變，但它的表達形式變了，傳播得就廣了。”王琦說，中醫也是一樣，“光講傳統沉淀、歷史輝煌是不行的，中醫回歸經典只是第一步，經典還需要重生、延伸。我們不應該只回顧歷史，我們的責任更在于改寫歷史，寫下新的歷史。”
“如果治不好病人，我會很慚愧”
行醫50年，如今年過古稀，王琦仍堅持出診。每周3次，每次5個小時以上，最多要瞧30個病人。背不彎、腰不塌，為了少上廁所，喝水只是抿一下。
“給每個病人多爭取點時間。”王琦說，“尤其一些疑難雜癥，更要問得細一些。”
王琦經常遇到棘手病例。有個病人拖著個大箱子來看病，箱子里是幾床被子。他怕冷，一冷就要捂上被子。
對待這樣的病人，王琦總是很謹慎：“我沒法當場拿出好的辦法，我會跟他說，你得讓我回去想一想，我想好了再告訴你。”他常常跟著病人一起著急，周末也待在辦公室，查病理、找資料。
“看病這事，不是因為你是大師就什么病都能治得好。很多時候我都得反思，得查文獻，得看看是不是還有人比我開的方子更好。”王琦說，“如果治不好病人，我會很慚愧。”
除了盡心治病，醫患間的關系更要清清白白，王琦一樣都不想馬虎。
“老老實實當醫生，不難，難的是治好病人。病人那么痛苦，我再去多收人家錢，我良心上過得去嗎?”王琦說。
有一次，一個病人偷偷在脈枕下塞了一疊錢，被他發現了，他讓對方把錢拿回去。過了幾天，病人送來一盒當地的醬菜，說是土產，不值錢，就當個心意。王琦沒多想，留下了。可回家打開一看，先前的那疊錢被包好躺在盒子里。
再想退，人早走了。咋辦?對，病歷!他跟學生一起找，翻出病歷，找到電話號碼和地址，把錢寄了回去。
“不抱善念，肯定看不好病”
王琦在帶學生上，沒少動腦子。
每年春節后王琦都會與弟子們聚會，今年老爺子定的主題是“真善美”。“人心向善、人心向學是王老師經常教導我們的。善是放在第一位的。”學生孫鵬程說。
王琦總是說，他首先是一名醫生，其次才是一個學者。“如果你只搞科研，那就一意求真、一心向學就足夠了。但你作為一個醫生，不抱善念、沒有憐憫之心，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病人的訴求，那你肯定看不好病。”
王琦自1980年開始帶學生，先后培養出學術繼承人9人，博士后14人，博士、碩士104人。
傳承不光在“言傳”，更在“身教”。一天五六個小時的坐診下來，王琦感到特別疲勞。這時候有的學生猶豫再三，最后還是上前告訴老師有幾個病人的方子沒開。他說：“你做得對，你這是醫生的心腸。”
如果說醫者仁心更多源自傳統，那么在傳承形式的探索上，王琦一直是個“潮人”。“中醫不能光啃經典，如果不在當代與時俱進，保持勤進的狀態，是不行的。”王琦說。
他的徒弟和學生們被戲稱為“王家軍”。每天早上“王家軍”都會進行晨讀，朗讀背誦《黃帝內經》等中醫經典著作。而他的研究團隊和學生中都有外國人的身影。
為什么不利用一下呢?王琦盤算：在中文晨讀之后，讓一名美國留學生帶領大家進行英語晨讀。那陣子，中國學生們知道了不少中醫用語的英文表述，跟外國學生的交流也多了。
最近，王琦對人工智能很有興趣。能不能在中醫傳承上借上一把力?中醫的傳承往往是一對一、手把手地教。讓老中醫的經驗能夠被復制，能夠讓更大范圍的人學到，這就難了。人工智能是不是解開難題的一種嘗試呢?王琦跟學術繼承人倪誠提出了這個想法。
倪誠接下了這個任務，成立了互聯網傳承工作室，把名老中醫的臨床經驗傳播給基層中醫人員。“現在我們在努力依托老師的臨床經驗，研發和完善中醫人工智能診療系統，希望能夠惠及更多基層的病人。”
《 人民日報 》( 2018年04月13日 12 版)
(責編：馮人綦、曹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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