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一張珍藏41年已經泛黃的舊報紙，又打開一本紅色的紀念冊，看到照片上一張張充滿活力的臉龐，我心潮起伏，思緒穿越時空，回到那動人心弦的1978年。
報考過程終生難忘
1977年，全國恢復高等院校招生。1978年，全國進行研究生統一考試，初定報名截止期限為2月底。
我于1969年畢業于上海中醫學院，后進入安徽安慶衛校當老師，畢業后一直沒有機會繼續深造，面對這個機會，躍躍欲試。當時我成家不久，孩子年幼，需人照顧。因此，剛開始妻子不同意我繼續求學，報考一事就卡在這個節點上。等到3月1日，招生報名時間延長，我終于鼓起勇氣，瞞著妻兒，偷偷地拿了戶口本到安慶市教育局報了名。
對于報考中醫研究生一事，我內心有自己的思量。在教育部的招生目錄中，衛生部中醫研究院和北京中醫學院聯合招生項目特別吸引我。導師有著名中醫岳美中、王文鼎、趙錫武、錢伯煊、王伯岳、趙心波、方藥中、郭士魁等，考試科目是政治、醫古文和中醫基礎、中醫臨床，不考外語。當時收音機里正在播放由蘇叔陽編劇，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的話劇《丹心譜》。劇中有一位老中醫丁文中，由著名演員于是之主演。這不就是說的中醫研究院的岳美中、王文鼎嗎?如果考上中醫研究生班，我就能在“丁文中”身邊學習了，對此，我浮想聯翩……
從報名到考試，只有一個多月的備考時間。除了夜以繼日熟讀和背誦四大經典之外，還著重看中醫研究院主編的《常用中醫名詞簡釋》。考試是在一個小學教室里進行的，先考政治，后考專業。在考“醫古文和中醫基礎”時，要求對《素問·至真要大論》“論言治寒以熱治熱以寒而方士不能廢繩墨而更其道……氣增而久夭之由也”一段原文斷句和譯成現代漢語。第三場考“中醫臨床”，最后一道題是“任選一個你滿意的病例，詳述病史、臨床癥狀、中醫診斷、診斷依據、治療方藥及效果，并以理法方藥加以分析”。我寫了一個在1975年治療陰黃的驗案，理法方藥一一分析，答題后信心滿滿，想來可得高分。
6月初試發榜，通知我7月8日去北京，到中醫研究院西苑醫院復試。到了西苑醫院打聽后得知，這次初試有1168人，復試是102人，然后從中擇優錄取。還得知，在復試的考生中主要是1966年前入學和1970年入學的中醫院校畢業生，此外則是中醫帶徒和自學中醫者，還有幾個是西學中者。后來才知道，是我們的班主任岳美中(1900—1982)多次向中央呼吁建造中醫后繼人才的培養基地，并制訂了不拘一格的招生方針和措施，以四大經典為考試內容，以醫古文代替外語。他是中醫研究生班的創建者，可以說沒有岳美中就沒有中醫研究生班。
7月10日，面試分四組進行，我分在第四組。主考席上，是一個四五十歲的老師，長圓面龐、皮膚較黑。旁邊還坐著兩個人記錄。主考老師先讓我回答桂枝湯煎服法，我一口氣答了出來，接著老師又問了兩個小問題。回答完畢，老師說可以了。我向門邊走時問了一句：“老師，您貴姓?”老師答道：“姓時。”啊!他是大名鼎鼎的時振聲，我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
1978年9月8日，《光明日報》頭版對此事進行了報道，并配發了短評(照片二)。文中強調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批中醫研究生，是創造我國新醫藥學的重要步驟。大約在9月中旬，我收到了錄取通知書，有幸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批中醫研究生中的一員。
1978年9月8日《光明日報》頭版的報道。
求學之路苦中有樂
1978年9月底，首屆中醫研究生班正式開學。開學前，西苑醫院幾個領導多次來宿舍探望新生。著名老中醫趙錫武、耿鑒庭等多次參加師生座談會。趙錫武說：“臨床療效是中醫的生命線，中醫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它能解決一些臨床實際問題。”話雖不多，但言簡意賅，回味無窮。耿鑒庭以醫史學家的身份，語重心長地說：“招收首屆中醫研究生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必將載入中醫藥歷史。”時任西苑醫院副院長許云濃兼任研究生班書記，他經常到同學們的宿舍里噓寒問暖，還多次提出要把首屆研究生班辦好，打造成為“中醫的黃埔軍校”。首屆研究生大都來自臨床基層，有深厚的臨床功底和扎實的理論基礎，而且能吃苦耐勞，有求學的迫切心情和堅韌毅力。方藥中老師按學生的考分排序分組，男女搭配，按照中醫院校畢業生、中醫帶徒生和自學成才者組合成學習小組，從而形成了相互促進、取長補短的學習氛圍。
10月6日，在北京中醫學院(現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禮堂舉行隆重的開學典禮，會場上氣氛熱烈。時任衛生部副部長郭子恒代表衛生部向全體新生表示祝賀，并對同學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和殷切的期望。時任中醫研究院黨委書記王恩厚、院長季鐘樸分別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季院長特別強調招收中醫研究生的迫切性和重要意義，并正式宣布中醫研究生班的老師名單：班主任岳美中，副班主任任應秋、劉渡舟、董建華、方藥中。此外，陳可冀代表中醫研究院全體職工向新生表示熱烈祝賀，并談了自己對繼承老中醫學術經驗工作的體會。
開學第一學年，教室在西苑醫院大門口左邊樓房四層，對面的教室還滿滿當當地坐著全國來的進修生。
首屆中醫研究生班的師資隊伍強大，除了四位副班主任分別主講外，還力邀全國各地的名師來上課，并配以中年業務骨干，組成老中搭配的師資隊伍。當時大家團結和諧，思想單純，極大地發揚了社會主義大協作精神。對四大經典的學習方法是以自學為主，配以必要的輔導、答疑和講座。通讀、精讀、熟讀，反復精思，咀嚼消化。而后對經典詳盡注評，作為課程考試的主要依據。我們學得通，想得深，用得上，養成良好的習慣，為日后學業精進提供了新穎的模式。
先開的是任應秋老師主講的《黃帝內經》，用4個月通讀162篇，方藥中老師不時穿插一些講座和答疑。《靈樞》有關針灸經絡的篇章，則由針灸研究所程莘農老師主講。中國社科院哲學所劉長林從方法論研究《黃帝內經》藏象經絡學說，南京大學天文系盧央的“《黃帝內經》中的天文歷法”，國家氣象局張德二的“《黃帝內經》與氣象的理論原理”等，都從多學科、多角度對《黃帝內經》進行研究，極大地開闊了我們的視野。另外，王洪圖講的《素問·湯液醪醴論》，旁征博引，立論精辟，考證有據。于天星老師作《內經》各篇的提要勾玄，為以后的注評提供了門徑。最后每個同學都分到對《素問》《靈樞》各2篇作詳細注釋和評議的任務。后來這些資料匯編后稱為《中醫經典注評本》，于2011年由中國中醫藥出版社正式出版。
《傷寒論》的課程進行了10周，由北京中醫學院劉渡舟老師主講，他常常結合經方應用經驗講課，令人心悅誠服。江西萬友生老師輔講，力主“寒溫統一”，他抑揚頓挫的南昌口音，至今猶在耳邊。課程最后，王岱老師作了“《傷寒論》方劑分析及臨床應用”講座，分析《傷寒論》“去性取用”的配伍用藥，自出機杼，發人深省。課程將結尾時，時振聲老師布置了《傷寒論》相關條文的注評任務。《金匱要略》課程進行了2個月，由方藥中、李今庸老師主講。趙錫武老師講其中的《胸痹心痛篇》，介紹用宣痹通陽法治療冠心病的經驗。上海的金壽山老師對《五藏風寒積聚篇》的“邪哭”進行詳盡考證，令人印象深刻。
《溫病條辨》用了2個月，除了董建華、方藥中老師是主講外，還邀請了黃星垣、孟澍江、鄧鐵濤、潘澄濂、胡煥章等臨床名家，各有特點。董建華老師高度評解《溫病條辨》的三焦分證理論，并明確提出要在臨床上重視溫病三大治療原則。孟澍江老師講課系統全面，作開篇“溫病學發展概況”，認為三焦分證實際是以臟腑為核心，簡介寒溫之爭和統一，詳介“伏邪”的臨床意義。黃星垣老師觀點鮮明，有針對性地提出春溫、風溫等病名不甚貼切，溫病學要突破以季節命名;認為“伏邪”概念已無存在必要，而三焦作為辨證綱領似過于籠統;力倡溫病學應以衛氣營血為主進行辨證。他還作了“衛氣營血在內科熱病的辨證論治規律”講座。而方藥中老師卻在上課時力主三焦辨證，認為三焦辨證把溫病分為三類，可歸納疾病的性質，并系統介紹了三焦證治。如此反復問難質疑，加上同學精讀并咀嚼消化，幾個回合后，我們的學問自然見長。
我在臨床上常運用《金匱要略》黃疸篇之經方治療黃疸。但讀到《溫病條辨》：“惟羅謙甫具有卓識，力辨陰陽，遵仲景寒濕之旨出茵陳四逆湯而化裁之……間有始則寒濕，從太陽寒水之化，繼則因人陽氣尚未十分衰敗，得燥熱藥數帖，陽明轉燥金之化而為陽證者，即從陽黃例治之。”聯系到自己臨床遇到的案例，不禁擊節嘆贊：“吳鞠通先得我心，洵不我欺也。”以后我將自己對黃疸、痹證等吳鞠通雜病心法加以分析，成文并發表在《中醫雜志》上。
此外，研究生班還特別開設了自然辯證法、邏輯學、醫古文、日語等課，醫史所的馬繼興、余瀛鰲老師為同學進行醫史文獻講座。這些都極大地提高了研究生的文化修養和學術視野，成為今后同學開拓學術領域的增長點和潤滑劑。
第二學年是隨師學習，整理各位老師的臨床經驗。老師們是中醫研究院西苑醫院的趙錫武、錢伯煊、王伯岳、耿鑒庭、方藥中、趙樹儀、付方珍，以及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的趙金鐸、董德懋、路志正、謝海洲、劉志明、朱仁康、韋文貴、張舜丞等臨床家。通過隨師學習，同學們的臨床功夫得到了長足進步。
1979年下半年，中醫研究院在東直門舉行中西醫結合學術報告會，由鄺安堃、沈自尹、侯燦、周金黃、陳澤霖、匡調元、黃星垣等專家在會上作專題報告，使我們獲益匪淺。
師友溫情永記心間
將要畢業了，時任衛生部錢信忠部長為我班親筆題詞：“培養和造就一批高水平的中醫人才，為四個現代化貢獻力量。”岳美中和四位副班主任、帶教導師都紛紛為研究生班送來了充滿真摯感情的題詞。我們特地收錄領導、老師和50位同學的照片和題詞，印制成畢業紀念冊，以資紀念。因為需要學位評定，原來的二年學制延長。經過畢業論文撰寫和答辯，1981年2月16日，首屆中醫研究生正式畢業。1982年8月28日，我被授予醫學碩士學位。遺憾的是，研究生班沒有拍畢業合影照片。
從左至右，第一排肖德馨、陳士奎、胡兆垣，第二排陸壽康、魏子孝、高鐸、何紹奇，第三排孟慶云、郭正權、盧丙辰。
2月28日，我們幾個同學相邀為離京的胡兆垣、盧丙辰送行，去照相館拍了一張合影(照片一)。這張照片整個一個“混搭”：肖德馨是北京中醫學院1964屆畢業生，是班上的老大哥，進校已40歲了;高鐸最小，進校26歲，是自學成才，和我在研究生第二年同室，無話不談;陳士奎、孟慶云畢業于哈爾濱醫科大學，是“西學中”，孟慶云和我在復試和研究生第一年都是同室好友;何紹奇、胡兆垣是中醫學徒出身，我畢業于上海中醫學院，郭正權、魏子孝畢業于北京中醫學院，盧丙辰畢業于河南中醫學院，這張照片全面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生源情況。
“食其果者而思其樹，飲其水者而思其源”。40多年來，我從一個普通的衛校老師成長為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員、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主任醫師，又是德國萊法州正式注冊的執業醫師。在學術上，我在2012年首先提出本于《靈樞》而切合針灸臨床的“針灸治病八法”——調、通、引、決、補、瀉、溫、劫;研究針刺手法25年，出版了《針刺手法一百種》《中國針灸技術方法》等一系列著作，在國內外有一定的學術影響。
在此，我要感謝兩位老師的深情厚誼：
第一位是副班主任方藥中(1921—1995)。岳美中老師病倒后，研究生班招收和教學重擔全部落在方藥中身上。他和岳美中制訂的以四大經典為主的考試和教學計劃，保證了首屆研究生班的成功舉辦和研究生學制在中醫研究院的逐步發展。他嗓音洪亮，學問淵博，“通吃”四大經典，他那縱橫捭闔的演講風格，永遠是我教書育人的標桿。
第二位是我的研究生導師董德懋(1912—2000)，他是北京四大名醫施今墨的高足。他熱情幫助我，細心愛護我，努力培養我，對我如子如弟，教我做人從醫。他從李介鳴處借來施今墨尚未出版的醫案供我抄閱，使我步入施今墨流派之室;他向《中醫雜志》推薦我寫的程門雪醫話，使之得以發表;他在臨床以脾胃中土為主、喜用平和王道方藥治療，直接影響了我以后的醫學道路。
畢業后，我們50位同學分別被分配到北京、上海、天津、黑龍江、河北、河南、甘肅、新疆、貴州等地。如今已經成為中醫界的領軍人物，在學術建樹、臨床傳承、教書育人、國際傳播和著述編撰上都取得了卓越成就。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活水源頭來。”四大經典就是中醫學術進步的源頭活水，也只有用這樣的活水反復澆灌，才能讓一棵幼小的樹苗逐漸長成經得起風雨的參天大樹，才能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向祖國母親交上一分滿意的中醫成績單。(陸壽康 北京中醫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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