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在甘肅省中醫院藥學部中藥房，藥師在配置中藥顆粒。甘肅省衛健委組織專家在新冠肺炎治療中建立了中西醫結合聯動工作機制
秦倩 王慶其
“中西醫結合療法具有重要借鑒意義。中醫藥在防止病毒吸附細胞、病毒復制等方面有明顯效果。”德國病毒學家奇納特爾說。
泰國公共衛生部醫療服務廳廳長頌薩則表示，“泰國也將考慮在適宜情況下嘗試用中醫藥治療新冠肺炎病患。”
中醫藥在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斗爭中發揮的作用，得到越來越多國際層面的肯定，“中醫急診尖兵隊”成為抗疫前線一道特殊風景。據3月23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消息，截至當天，在全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醫藥，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醫藥，占90.6%。
中華中醫藥學會急診分會主任委員、北京中醫醫院院長劉清泉表示，在這兩個月的過程中，用中西醫結合救治的辦法降低病死率的經驗，已逐漸形成。
再一次，中醫打破了“慢郎中”這個傳統印象。一段時間以來，不少人認為中醫只能治療慢性病，不能治療急癥、危重癥。而實際上，歷史上中醫學的不斷發展，往往以急癥，尤其是急性、烈性的傳染病的暴發為契機，治療急危重癥是中醫真正的優勢。而最近百余年來，中醫急癥理論的“萎縮”則是近代化的產物。如果以傳染病為線索，探尋人類戰疫歷史進程中被掩蓋的聲音，或許不難發現，所謂“中醫治慢、西醫治快”的固有認識，乃是一種真實和建構的混雜。
歷史久遠
回顧歷史，在一個具有一定活力的社會中，災難激發機制始終是客觀存在的。像瘟疫這類急性、重大災難，給人類社會帶來人口損失、經濟崩潰、社會失序的同時，也會刺激和觸動醫學的完善和突破。中醫學歷史上幾次大的學術飛躍，都與同時段疫病的流行，與中醫藥用于治療急癥、危重癥有關。
據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之一、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的代表作《瘟疫與人》記載，公元2世紀和3世紀，在中國出現了兩大類疾病，并引發兩次特別突出的大規模死亡。第一次對應的是張仲景時代。“猶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這也說明，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所治疾病多是傷寒這一急性熱病引起的危急重癥。
如果說中醫臨床學來源于張仲景，那么急救醫學就是他理論的核心，急救醫學也就是中醫臨床學起源的根本。百年后，新的烈性瘟疫“虜瘡”(有說是天花或者麻疹)再襲中土，葛洪撰寫了《肘后備急方》。此書可以說是中醫第一本急救手冊，匯集了各種治療危急重癥的單方、驗方。其中一些治法對后世影響深遠，比如中國科學家屠呦呦就是受書中鮮青蒿榨汁治療瘧疾的啟發，發現青蒿素并改進其提取法，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再比如明清鼎革之際，瘟疫橫行，吳又可著《瘟疫論》，提出溫病學說，把中醫治療外感熱病急癥從理論到臨床推進了一大步。終清一朝，在江南地區涌現出一大批善治熱病的醫學大家，不僅中醫急癥臨床思維臻于完善，還針對溫熱病過程中常見的高熱、昏迷、抽搐、出血、厥脫等急癥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療法則，同時也出現了像安宮牛黃丸這類被公認為可救急解危的有效良方。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安宮牛黃丸、紫雪散也入選新冠肺炎診療方案。
可以說，在清末現代西醫學廣泛傳入中國之前，中醫學一直是社會中防治疫病和治療急癥的主力軍。而且與同時代的西方醫學相比，中醫自古以來就對許多急癥治療和慢性病調理有顯著效果，優勢明顯。
“萎縮”假象
不過，與現代醫學和公共衛生理念相比，對待烈性傳染病這類急癥，傳統中醫學雖然在上古時期《黃帝內經》中就確認了預防的重要性，強調“不治已病治未病”，主張“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但后世中醫學主要還是重在治療，預防也重在個人“養內避外”層面。與當代產生于西方的傳染病防控理念，也就是重視公權力主動介入，進行清潔、檢疫、隔離、消毒等明顯不同。
到了20世紀，一方面西方衛生防疫體制東漸，“預防大于治療”也成為中國社會主流的防疫觀念。同時，中國也被納入國際傳染病防控體系。當時，現代醫學在急癥上的治療水平并不樂觀，直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磺胺藥和青霉素進入臨床，1950年代人類開始規模化生產和應用疫苗，現代醫學預防和治療急性傳染病的水平出現劃時代進展。
而在中國，由于社會、經濟等諸多條件的影響和限制，中醫在20世紀中葉前仍是大多數中國人治療疫病和急癥的第一選擇，當時也出現了一些代表性的醫家，如上海的丁甘仁、曹穎甫、張驤云、嚴蒼山等，均以善治急性熱病而馳名海內。新中國成立后，全國各地在運用中醫中藥治療急癥方面都取得過可喜成果。如重慶治療感染性休克，天津、遵義對急腹癥的研究，上海治療高燒及感染性疾病，天津搶救“三衰”(心衰、肺衰、腎衰)，河北石家莊治療乙腦等，都取得了好的療效。
及至20世紀70年代，人類的疾病譜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經典的烈性傳染病基本得到控制;同時，現代醫學在中國發展迅速，隨著現代醫學對臨床急癥救治形成一套較為完整的處理方法，中醫在急癥治療中的參與逐漸萎縮，很多中醫人也就將研究重點轉向了慢病防治，忽略了中醫真正的優勢在急危重癥，以致在國人印象中，中醫成了“慢郎中”。
重新認識
德國病理學家、政治家和社會改革家魯道夫·魏爾嘯說，“醫學是門社會科學，政治從廣義上講就是醫學罷了。”換句話說，中醫學的興替和社會政治形勢的變遷息息相關。20世紀80年代后，為重新發皇中醫學術，國家選擇以中醫急診為突破口。
首先是中國中醫藥學會(現中華中醫藥學會)內科分會成立伊始，便在上海召開了第一個中醫學學術會議——全國中醫急診學術會議。1983年1月，原衛生部中醫司在重慶召開急診工作座談會，專題討論如何開展中醫急癥工作，提出了加強中醫急癥工作的幾點意見，決定成立七大急癥協作組：外感高熱(分南方組、北方組)、胸痹心痛、急性胃痛、厥脫、中風、血證和劑型改革。
之后又陸續成立了多臟衰竭、痛證等共11個中醫急診研究協作組。1984年以來，以這些急癥協作組為龍頭，經過大量臨床和實驗室研究，確實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其中具有標志性的成果包括基于急性熱病、急性中風研究的清開靈注射液，基于厥脫證的參附注射液等在臨床治療中的應用。
真正學術共同體的建構有賴專業學術期刊和學會的設立。其間，重慶中醫研究所先后承辦《中醫急癥通訊》《中國中醫急癥》雜志。1998年1月3日，中華中醫學會急診分會成立。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中醫藥大學校長王永炎擔任首任主任委員，后續主任委員包括晁恩祥、王融冰，以及此次新冠肺炎國家中醫醫療救治專家組副組長劉清泉。
醫學的生命還在于臨床。1998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在全國11家醫院建立了中醫急癥診療中心，2007年又確立了21個中醫、中西醫急診臨床基地建設單位。全國三級以上中醫院都建立了一定規模的急診科，大部分屬于一級科室，有的下設急診室、留觀室和重癥監護室(ICU)，目的也是拓展中醫急癥臨床。
無論對于現代醫學還是中醫學，急診醫學都屬于一個新興學科，發展最快的也是近20年。急診醫學和其他專科不同，不按臟器，比如心、肝、脾、肺、腎、血液系統、內分泌系統等進行疾病分類，而是按病情的急、重、危來采取相應的措施，急癥即時處理，重癥留觀，危重癥進行密切監護。
中醫和西醫在治療急癥和重癥方面，都有各自的方法和優勢，而危重癥目前無論傳統醫學還是現代醫學，也都存在認識上的不足，治療上相對是個空缺。在這方面，中西醫結合則往往容易提高臨床搶救成功率、降低病死率。
比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危重癥患者急性呼吸衰竭(ARDS)進展較快，危及病人生命。中醫對急性呼吸衰竭，有很多行之有效的傳統方法。呼吸衰竭如果危及病人生命，需要進行機械通氣，上呼吸機。但是上機以后，會出現其他問題，像人機抵抗、脫機問題、感染問題等等，這些問題本身是機械通氣不能解決的，甚至還可能因此導致機械通氣失敗，病人死亡。
針對這些情況，在此次新冠肺炎診治過程中，就采取了MDT(多學科團隊協作)治療模式，以發揮中西醫協同作用。尤其在重癥和危重癥病人治療中，就貫徹了以西醫為主，中醫配合，一人一策，一人一法，盡早使用中醫藥的原則。
中醫藥在這次新冠肺炎救治中從四個方面發揮了作用：一是降低了輕癥和普通型病人向重型轉化的概率，二是降低了重型向危重型的轉化率，三是積極參與重型和危重型病人的治療，四是重型和危重型病人的康復。應該說，中醫藥在普通型和重型的轉化過程中已經看到了療效，重癥治療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在康復治療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醫的“扶正祛邪”在解決“內閉外脫”，幫助人機對拍，或者縮短上機時間，減少并發癥發生，幫助穩定病人的血氧飽和度、提高氧合水平，降低病死率等方面，發揮了良好的作用。
中西醫結合療效好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醫急癥以專科急診為突破口，取得了不少成果。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中醫在傳染病防治中發揮的作用。新世紀以來，隨著全球化的快速發展，貿易和旅游的高速擴張，在全球范圍內，一方面一些傳統傳染病死灰復燃，比如耐藥性結核;另一方面，也出現了一些烈性新發傳染病，像非典、埃博拉、中東呼吸綜合征和此次新冠肺炎。對于臨床出現的耐藥菌株，尤其是一些重癥感染患者抗生素不良反應、二重感染等問題，西醫學暫時還沒有有效的解決辦法。目前臨床發現，中醫的介入能一定程度改善二重感染和不良反應問題。
對于新發烈性傳染病，2003年前，在臨床實踐中，中醫很難早期參與救治，即使在專門收治傳染病的醫院里，中醫專家也較難實質性參與。在非典期間，中醫推出了連花清瘟這一治療病毒感染疾病的藥物，對抗擊非典發揮了作用，證明中醫藥對于未知的病毒感染性疾病有有效方案。當年，中醫藥防治突發急性傳染病便被納入中醫急癥重點研究范疇。
2009年，中醫藥應對普通型甲型H1N1流感創制金花清感顆粒，并用循證醫學高級別證據證明了中醫藥的治療效果與奧司他韋等同，也說明中醫藥治療急癥的有效和在當代傳染病防治中的作用。
人命至貴，醫學的終極目標不外乎挽救生命和緩解痛苦。無論是哪一目標，醫學核心都是急診和急救。過去，治療危急重癥始終是推動中醫學發展的核心動力。中醫急癥在近百年來有所衰退，有特定的歷史背景。然而時勢也造就新的契機。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證明，中醫和西醫各有短長，在治療急危重癥上，合則雙美。當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中西醫結合的急癥醫學體系，亟待構建。
(秦倩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復旦大學中西醫結合研究院研究員;王慶其系上海中醫藥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市名中醫)
來源：2020年4月1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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