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作者：王少偉 柴雅欣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仝小林表示，第一時間讓病人吃上中藥是未來應對新發突發重大傳染病可以借鑒的模式。
兩千多年前，《黃帝內經》提出：“上醫治未病，中醫治欲病，下醫治已病。”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剛剛從武漢救治一線回京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仝小林說，中醫“治未病”思想貫穿了這次新冠肺炎預防、救治和康復全過程。
自1978年入讀長春中醫學院(現長春中醫藥大學)開始，仝小林已經和中醫打了42年交道。作為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武漢抗疫經歷使仝小林對醫生、中醫藥、中醫大夫這些名詞有了更深刻的體悟，“做醫生，必須以醫魂、醫德、醫道、醫術護佑蒼生”。
未病先防、已病防變、瘥后防復
問：您多次提到，希望更多人了解中醫“治未病”的思想。中醫“治未病”在此次疫情中是怎樣體現的?
仝小林：中醫“治未病”體現在三方面，貫穿了這次新冠肺炎預防、救治和康復全過程。第一是“未病先防”。這是針對大量居家隔離的疑似患者和有發熱、乏力等癥狀的人群，為他們提供通治方治療，起到了消除癥狀、防止發病的作用。
第二是“已病防變”。讓輕型病人第一時間服用中藥，防止轉為重癥，而患者到了重癥時，用中藥配合西醫救治，從而減少死亡。我們在武漢市中西醫結合醫院開展研究，發現使用中藥湯劑組的重癥和危重癥患者死亡率降低八成以上，證明中醫具有“已病防變”的效果。
第三是“瘥后防復”。中醫藥在促進康復方面具有優勢。特別是非藥物療法，比如用艾灸加火罐治療，還有五禽戲、八段錦等，可有效防止舊病復發或衍生出其他病。我們承擔的科技部恢復期課題剛剛開展，很多數據還有待最后統計，但初步效果已經顯現出來。
問：“治未病”思想怎樣應用到具體的診療方案中?
仝小林：首先是根據疾病的性質特點，我和一線專家共同制定、修訂全國中醫診療方案，為前線提供指導意見，為國家研判提供建議。現在診療方案已經從第三版更新到了第七版，在廣泛汲取全國各地經驗的基礎上，創新歸納出包括“三藥三方”等一系列針對性強，臨床應用有效的治療方法，大大提高了中西醫結合治療新冠肺炎的療效。二是推動社區中醫藥防控，擬定中藥通治方，創建了“通治方+社區+互聯網”的“武昌模式”，在源頭處阻斷疫情蔓延。三是推動定點醫院開展中西醫結合治療，武漢市中西醫結合醫院對1476例住院病人治療結果統計分析表明，中藥湯劑組的病亡風險下降87.7%。四是提前布局恢復期干預，指導湖北省中醫院成立了全國第一家康復門診并牽頭成立了全國康復期門診協作網絡。
關鍵在于搞清楚病的性質。《黃帝內經》里說，“察色按脈，先別陰陽”。大年三十我到武漢，下著小雨，非常濕冷。晚飯后，我在院子里走了1個多小時。武漢市民家里沒有暖氣，所以當晚我也把所有的空調都關上、打開了窗戶，體會這個病的發病環境到底是怎樣的、中醫應該如何去治療。
第二天一早，在武漢金銀潭醫院看完大量病人的脈象和舌象后，我已有了基本判斷：新冠肺炎是感受嗜寒濕之疫毒發病的“寒濕疫”。
問：中醫強調辨證施治，如何根據實際情況靈活應用?
仝小林：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策略。病人多而中醫少，一個個把脈開方不現實。《黃帝內經》里說，“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當一種瘟疫大范圍流行時有其規律特點，抓住主要規律，通治方用藥，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我們在主方基礎上，針對發熱、咳喘、納差、氣短乏力等癥狀擬定了4個加減方，盡可能個體化用藥。“大水漫灌”加上“精準滴灌”，同病同治加上辨證施治，通治方是辨證論治的靈活體現。
在做出新冠肺炎是感受嗜寒濕之疫毒發病的基本判斷后，我結合病人多有咳嗽發熱、食欲不振、乏力、腹瀉等癥狀表現，最終確定這個病的主要病位是肺和脾，確立了宣肺化濕、解毒通絡的治療原則，擬定了由檳榔、煨草果等20余味中藥組成的通治方——寒濕疫方(武漢抗疫1號方)，大范圍用在社區、隔離點和方艙醫院。
中醫藥在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中應急能力有很大提升
問：您參加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流行性出血熱和2003年非典的防治，能講一下中醫藥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嗎?
仝小林：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蘇北地區暴發流行性出血熱疫情。我1985年到1988年讀博士的三年，基本是在抗擊出血熱中度過的。當時流行性出血熱患病人數多，最開始死亡率也高，超過10%。我跟隨導師周仲瑛先生，將出血熱按“溫病”辨治，治療了大量高熱、急性腎功能衰竭等重癥患者，后來病死率降到百分之一點多，積累了不少診療重癥和危重癥的經驗。
2003年抗擊非典期間，我在中日友好醫院。中日友好醫院是國務院指定的臨時非典專病醫院，我擔任醫院中醫、中西醫結合治療組長，診治了248位非典病人，醫院最后一名非典病人也是我送他出院的。除了用中西醫結合治療200多例患者外，我們還用純中醫治療了11例。我們從中醫的瘟疫理論出發，創制了“SARS-肺毒疫四期八方”的辨治方案，同時不使用糖皮質激素、抗病毒藥物、免疫調節劑及抗生素。事實證明，中醫療效非常理想，發熱、咳喘等癥狀顯著改善，病程縮短，成功救治了11位患者。我們撰寫了病例報告，被收錄進世衛組織《中西醫結合治療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臨床試驗》報告。
問：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醫藥為什么能比以往發揮更大作用?
仝小林：對我個人而言，有了之前兩次抗疫經歷，這次心里更有底兒。這次疫情中我不僅是沖鋒戰士，還是中醫專家組組長，需要從宏觀層面思考問題，整體把握診療方向，這一點和前兩次不太一樣。
與前兩次相比，中醫藥在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中的應急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中醫藥介入治療更早，而且首次整建制接管病區，首次中西醫全程聯合巡診和查房，首次深度介入重癥、危重癥患者救治。這首先得益于我們國家中西醫并重、中西醫結合的方針政策，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第一時間中醫藥介入，第一時間讓病人吃上中藥——這是未來應對新發突發重大傳染病可以借鑒的模式。
做醫生，必須以醫魂、醫德、醫道、醫術護佑蒼生
問：您的母親也是一位醫生，您選擇從醫是因為母親的緣故嗎?
仝小林：我的母親曾是戰地醫生，在抗美援朝戰場上冒著槍林彈雨救治傷患。下了戰場，在東北冬天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氣里，每當聽到出診呼叫，母親也都會第一時間背上藥箱頂著嚴寒出診。她雖然是西醫出身，但為了能更好地治病救人，她自學針灸，在自己的身體上一遍遍體驗針感。母親言傳身教，潛移默化中影響了我，所以我學醫的志向很早就立下了。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就在一篇作文里寫下“當一名白求恩式的大夫”。
1978年，我到長春中醫學院上學，當時全家都很開心，學醫不僅是我的理想，也是父母對我的期望。
問：您的中醫導師周仲瑛先生和李濟仁先生等，對您有過怎樣的影響?
仝小林：幾位先生的醫德醫術和治學精神對我影響很深，他們是我的領路人。還記得剛進大學不久，我去圖書館借書碰到一位老先生，他在我面前一口氣、一字不差地背完了二十八部脈，之后又把十四經脈和奇經八脈從頭背到尾，我當時都愣住了。這位老先生就是我日后的啟蒙老師——陳玉峰先生。陳老的中醫理論功底扎實，講解深入淺出，我的中醫基礎也是從那時開始打牢的。
之后，我在皖南醫學院跟李濟仁先生學習《黃帝內經》。李老是首屆國醫大師，他教導我基礎理論要與臨床緊密結合，也讓我意識到劑量是影響中醫療效的關鍵。周仲瑛先生是治療急危重癥的專家，我是他的第一個博士生。他在病機理論上啟發了我，為我研究“態靶因果”處方策略提供了方向。
問：1991年到1994年間，您在日本熊本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日方曾想高薪留聘您，但您還是決定回國。當時是怎么考慮的?
仝小林：回國理由很簡單，我是國家培養的中醫，單位需要、國家需要，當然要回來。
回國后我接任了中日友好醫院中風雜病科主任的職務，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提出要成立中醫糖尿病科，這算是全國“首創”。當時中西醫結合界公認中醫只能輔助降糖，我堅信中醫治療糖尿病應該有自己的門道。我們針對糖尿病早中期中醫理論和實踐空白，提出以“開郁清熱法”為核心的系列療法和方藥，并最終拿到中藥復方獨立降糖的高級別循證證據，打破了“中藥不能獨立降糖”的質疑。
問：您曾說過“只要為醫一天，就要為患者精打細算”，如何看待醫生這個職業?
仝小林：醫生就是治病救人。以苛求的態度完成每一次診療，在不斷精進的過程中成長為思維敏捷、知識淵博、有擔當、有作為的醫生，這是我一直努力的方向。凡是醫護人員都會有這種擔當感和使命感。病人需要你，無論環境多么危險，肯定是沖在前面，這是醫生的責任所在。
我為“中醫大夫”這個身份感到自豪，同時這也意味著沉甸甸的責任。病人把生命都托付給你了，你就得付出100%的認真和醫術，同時還要想盡辦法為患者精打細算。中醫藥的特色優勢是“簡便廉驗”，能不開大處方就不開，花最少的錢治好病，何樂而不為呢?做醫生，必須以醫魂、醫德、醫道、醫術護佑蒼生。
要破中讀書、破中求解、破中自立
問：您和中醫藥已經打了42年交道。在學習和研究中醫藥方面，您有什么特別的心得?
仝小林：學中醫就是下苦功夫，別人花一小時，我花一個半小時甚至兩小時。記得讀研的時候，我經常半夜還在外面學習。皖南山區夏天蚊蟲多，我就穿著一雙雨靴防叮咬。
我認為中醫研究關鍵是處理好“守正”和“創新”的關系，“守正”要正觀念、正思維、正文化，而“創新”要在前人基礎上有所創見，有所質疑，甚至涉足前人沒有研究的領域。科學突破的每一步都是“無人之境”，真正的創新不是跟著別人的標準做，而是探索和制定標準。
不同觀點的碰撞才更有利于中醫發展，我也是這樣鼓勵學生的。盡信書不如無書，要破中讀書、破中求解、破中自立，要把對中醫的學習思考融化在生命里，時刻新陳代謝，吐故納新。
問：為什么要建議推動新冠肺炎恢復期康復門診和社區康復驛站?健康社區為什么重要?
仝小林：我們統計了600多例病人的情況，發現恢復期的病人主要存在著14個主要癥狀，比如說咳嗽、胸悶氣短、乏力、失眠，等等，這些癥狀會大大影響康復病人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所以從2月中旬，我就開始布局和推動建立社區康復驛站和醫院康復門診。這就像是一個緩沖帶，可以幫助減小新冠肺炎出院患者回歸正常生活的阻力。
健康社區是健康中國的重要部分。以社區中醫藥防控為特色的“武昌模式”是在疫情特殊情形下產生的，但它對未來整個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有很好的啟示作用。
問：您對中西醫結合和中醫未來的發展有什么思考和建議?
仝小林：二十一世紀現代醫學面臨老年病、慢性病、代謝性疾病、心源性疾病、藥源性疾病和突發瘟疫六大挑戰。如果說攻克感染、創傷、急救的時代需求為現代醫學發展創造發展契機的話，二十一世紀的六大醫學挑戰則是時代給予中醫的契機。互借、互補、互生是未來中西醫走向融合的基本過程，而自信、自立、自強則是中醫人必須具有的內質。迎難而上，順勢而上，古老的中華傳統醫學必將在新時代大顯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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